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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聯醫病主講堂 2020年-簽署預立醫療決定不保證善終？與家人溝通更重要

在三月中，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成為各界關注的重心，甚至全球或是我國也確診人數也陸續增加中。在疫情發酵的情況下，我們提供了幾篇文章，探討在疫情之下，安寧緩和、ACP的角色能幫助的事情，一同在疫情之下，盡己所能，協助度過難關！

【人生故事】最會講故事的歐吉桑吳念真談疫情下的人性

商業週刊撰文/鄭郁萌
這波疫情中，導演吳念真談起人心有兩種，一種是自私的，那是求生本能，你不能說他錯；另一種是善的，像口罩這件事，有人發起「我OK你先領」，那些人覺得此刻不能做什麼，那我先不要領口罩，留給需要的人先領。我看到那很感動…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7001255

【病主故事】簽署預立醫療決定不保證善終？與家人溝通更重要

康健雜誌常佑康醫師
常佑康醫師認為大眾常將預立醫療決定書比喻為一份善終保險，有簽有保障，但更重要的是在諮商前衛教及ACP門診時，本人生命價值觀的表達，及與家屬間的討論與溝通；但也認為除了病人本人外，家屬也是病主法要保障的對象…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blog/blogTopic.action?nid=3517

【政府公告】109年度病主法第五款臨床條件公開徵求中，至6月30日止！

衛福部109年公開徵求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若您有需要向政府提出臨床條件申請，請把握機會！
https://hpcod.mohw.gov.tw/HospWeb/index_news_view.aspx?theDataKey=10053

【國際消息】緩和醫療在COVID-19疫情中的角色

美國加州 /執行董事Jennifer Moore Ballentine
加州州立大學Shiley Institute for Palliative Care的執行董事Jennifer Moore Ballentine 提出【緩和醫療在COVID-19疫情中的角色】的建議：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緩和醫療，例如溝通、ACP和症狀管理。
在COVID-19疫情的這段時間裡，病毒會引起嚴重的急性照護危機，持續時間不明，其中潛在的成千上萬的人可能會生病，有的甚至是致命的，還有成千上萬人的死亡。
年老、體弱和/或患有潛在的慢性或嚴重疾病的人最容易受到COVID-19病毒的威脅，這些是緩和醫療的核心照護對象。緩和醫療中所擁有的特殊照顧技術和優勢，必須成為應對措施的一部分。
世衛組織報告說，COVID-19的平均死亡率在2％至4％之間，而老年患者的死亡率估計為15％至22％。處理疼痛和症狀、確保臨終時的舒適度並支持家庭和提供者是緩和醫療照顧的常規。
急性感染可能會使患有嚴重或原本即有生命威脅疾病的病人發生“紙牌屋”(House of Cards)式的崩潰，而陷入生命末期。快速重新評估病人的目標並與治療計劃保持一致是緩和醫療的重要技術。
如果資源緊張情況下，患有COPD末期的老年病人可能不會優先接受ICU照顧，而是需要緩和醫療。如果呼吸器和ICU病床短缺，醫院將不得不對病例進行檢傷分類，與病人和家屬進行溝通成為一個替代途徑而緩和醫療可以做到這一點。
疫情期間禁止家庭和醫療委任代理人可能被禁止到醫院探訪急症和慢性病人以及去探視護理機構中的長期護理居民。在這樣缺乏明確訊息的情況下，知情且共享的決策會需要遠距離或更綿密的對話。保持寬容、幫助病人和家人了解和做出決定，協調照護和提供都是緩和醫療的主要力量。
護理師和醫師及其同事可能會勞累過度而陷入危機。其他人可能會被送回家休息2週，即使他們知道他們的病人和同事需要他們。道德上的困擾，悲傷和挫折會磨損神經和人際關係。靈性照顧、團隊支持和自我保健的引導是緩和醫療的特色。
在這個時候，緩和醫療與流體、退燒藥和呼吸器一樣至關重要。在緩和醫療專業生活的每一天與病人、家人、同事和社區互動的每一刻、我們知道人性的力量與非凡。即使系統、病人和醫療服務提供者處於圍困不明的狀態，在COVID-19時期的角色保持在醫療照護的“CARE”為本提供照護。

(以上摘要由北市聯合醫院人文創新書院-病主推廣團隊整理)
(原文出處)https://csupalliativecare.org/palliative-care-and-covid-19/.........

【國際消息2】COVID-19肺炎是一個開啟我們需要「end-of-life討論」的機會

戈登·魯賓菲爾德（Gordon Rubenfeld）/加拿大多倫多大學ICU醫師投書

在平常臨床中，身為ICU醫師都會碰到的情況：一位罹患普通肺炎的80歲女士，有兩種治療選擇：使用呼吸器，為她延續生命；不使用呼吸器，但仍提供其他治療。但呼吸器的使用通常會失去病人的獨立性和生活功能。而理想情況是跟病人做討論；但現實上，常常是把選擇的難處落在家屬身上，然而家屬通常事前「沒有」跟病人做過討論。
因此，當我詢問家屬有關奶奶的維生醫療使用時，家屬回答我說奶奶是個鬥士。然而當我自己有機會與其他年長的患者或健康狀況嚴重的慢性病人閒聊時，大多數人說他們並不害怕死亡，但害怕痛苦，失去生活功能和喪失尊嚴。他們不想成為負擔，想回到獨立生活，但是在這緊急關鍵時刻，我卻缺乏這類的資訊，因為家屬從來沒有去問過本人。
而在COVID-19的疫情中，同樣也會出現倫理兩難：在呼吸器短缺的情況時，要把呼吸器給存活機率低的80歲確診老奶奶?還是給存活機會高的35歲確診媽媽？這對所有醫療照護者，都是非常難以做出的決定。當最後一台呼吸器，用在自己不想使用的病人身上時，而有親友恰好在事前已經跟患者討論此想法時，將對醫療團隊在疫情中，對患者使用呼吸器的優先順序很有幫助。
不過要開啟這樣的討論並不容易，但加拿大有資源可幫助，如「Speak Up」ACP計劃；「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Ontario 」、「the Conversation Project」等。COVID-19病毒是與您的父母和其他親人討論有關選擇維生醫療的機會。因為如果您現在不與他們討論此事，以後您可能必須與醫療團隊進行更為困難的討論和選擇。